我的学术旅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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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罗马到米兰
十五年前，我在意大利罗马LUISS大学攻读政治哲学的博士学位。为了通过中期测试，每个博士生被要求阅读近3000页的英文文献。在读到以赛亚·伯林在《自由的两种概念》一文中对“积极自由”的阐述时，我感觉像被一道闪电击中了一样，突然明白了内心中那股不断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，那就是“自由”。从那以后，我便立志要将“自由”概念作为我研究的方向。
然而，LUISS大学的博士导师组里却没有专门研究自由的导师。于是，有老师推荐我去米兰近郊的Pavia大学拜见卡特教授。卡特教授是研究“自由”概念的专家。出版了近600页的《度量自由》一书，在《伦理学》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自由的论文，而且还是《斯坦福在线哲学百科全书》“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”词条的撰写者。如果说，读到伯林的《两种自由概念》让我感觉“一见如故”；那么，求学于卡特教授门下就是我学术生涯里的第二次“一见如故”。
罗马特米尼火车站
卡特教授的家在米兰。于是，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年中，我大概一个月就要往返罗马和米兰一次。早晨8点，在罗马市中心的termini火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列车，大概4个小时的旅程就能到达高大巍峨的米兰中央火车站。这座建筑用大理石建造而成，车站内空旷宽阔。衣着时髦的人们来来往往，不时有优雅的高跟鞋踏在大理石地板上，发出“咯咯”的回响，就像在厚重的历史上奏响的时尚之音。
米兰大教堂
从火车站到卡特教授家要经过米兰大教堂，我一边走一边凝视着这座如冰山一般雪白高耸的哥特式建筑，就像看到了心中的力量在向上生长。
中午，卡特教授会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午餐请我吃。我们吃着英国绅士做的意大利面，聊着中西文化的各种话题，既有趣又温暖。吃过午饭后，卡特教授开始和我讨论我的博士论文，有时候他会翻箱倒柜地去书房帮我找参考的文献，有时候他拿着手改过的论文逐字逐句地讲，甚至还会纠正我中式英语中的一些粗浅的语法错误。有一次，我还幸运地获赠了他的博士论文《度量自由》一书。
大概下午4、5点的时候，我就必须从卡特教授家出发了，要不就赶不上晚上6点回罗马的火车。上车4个小时之后，我回到了罗马termini火车站。再乘坐满载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自己的住处。公交车上都是夜归的移民，相互推攘着。我紧张而小心地保护着自己，怕在混乱中被人占了便宜。快到夜里12点的时候，我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住处。洗漱完，安心地躺在床上，一夜无梦。
悬崖山庄之旅
这样的学术旅行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前的一个月。2007年7月，卡特教授已经放暑假了，正与家人在弗洛伦萨附近山区里的一个庄园度假。在论文答辩之前，我非常希望能当面和卡特教授确定一些细节问题。当时，我母亲也因为要参加我的博士答辩会来到了罗马。于是，卡特教授便邀请我和母亲去他们在Corbezzi小镇附近的庄园里小住。
我和母亲在弗洛伦萨乘上了通往山中庄园的列车。这是那种老式的窄轨火车，哐当哐当地在悬崖峭壁间穿行。我坐在车窗边，有些害怕地往窗外看，火车的速度惊人地快，轨道两旁就是万丈深渊，我心里不由得紧张。感觉自己就是这辆飞驰在悬崖顶端的火车，走错一步都会万劫不复，而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行使的方向。这大概就是我在论文答辩之前的内心写照！
夜幕中的弗洛伦萨
火车终于到站了，我远远就看见卡特教授在车站接我们。然而，令人猝不及防的是，此时车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我使劲摁开门的按钮，母亲甚至还踢了几下车门……我心里紧张地要命。天哪！要是火车开走了可怎么办啊！在这悬崖顶上……哐当一声，车门终于开了，卡特教授笑盈盈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原来一切都只是有惊无险。
第二天一早，卡特教授一家、我和母亲一起吃早饭。卡特教授的夫人Maria做了“诺玛意面”（pasta alla norma），里面有里考塔奶酪（ricotta cheese）和茄子。我母亲完全忍受不了奶酪的气味，这让卡特教授的两个儿子非常兴奋，他们又跳又叫，觉得这是天底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卡特教授的家人。当时，那两个男孩大概在7、8岁的年龄，非常地活跃，这让我在许多年里都误以为卡特教授有三个儿子。直到十年之后，在剑桥又见到卡特教授的小儿子，才解开这一误会。
吃完早饭，卡特教授的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，我母亲一个人在附近的山间小路上散步。我和卡特教授讨论我博士论文的最终稿。卡特教授还是一贯的分析风格，追问我每一个观点的理由，逼我澄清自己的思路、完善每一步论证。我们讨论快结束的时候，母亲采了一大束野花回到庄园，鲜花插在花瓶里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。那次讨论之后，我对自己的论文增强了信心，坐悬崖火车回去的路上，也没那么害怕了。
7月中旬，博士答辩会在罗马LUISS大学举行。据我母亲的观察，我从头至尾没有表现出紧张和不自信（其实心里还是很紧张的）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陈述和问答，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。当看到庆祝用的香槟酒被端上来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像鲜花盛开了一样美。我们同年的博士生有8人，只有4人在当年通过答辩，而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。
从剑桥到伦敦
博士毕业十年之后，我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。此时，我已不再是二十几岁的年青学子，甚至还拖儿带仔，但我仍然能感受到自己心中的那股力量，激励着我的学术旅程。
昆汀·斯金纳教授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的著名教授。一到剑桥，我就非常想去拜见他。但与其通信之后我才知道，他当时已经不在剑桥大学，而是去了伦敦女王学院。而且，我们第一次通信的时候，他正在美国访学。斯金纳教授说，他在来年的二月份会回伦敦。于是，我们便约定在第二年二月的某一天在伦敦女王学院见面。
剑桥大学国王学院
这一天，我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学校，一路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剑桥火车站，买了火车票赶去见自己心目中的“学术偶像”。从剑桥到伦敦，最快的列车大概只需要50分钟，慢车也就1个多小时。到了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，我又换乘了地铁，大概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斯金纳教授的办公地点。
约定的时间还没到，我就在斯金纳教授办公室的楼下转悠。这让我想起，十几年前我刚从清华大学化学系转入哲学系，第一次去拜见我的硕士导师万俊人教授的情形。当时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万老师家楼下。由于约定的时间还没到，不敢贸然打扰，就在导师家楼下闲逛。不曾想却引起了保安的注意，被盘问了半天，直到出示了学生证，才得以脱险。
我准时在约定的时间敲响了斯金纳教授办公室的门，斯金纳教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。询问我到剑桥访学的相关情况，以及我的研究方向、研究内容，等等。在这次见面之前，我准备了与斯金纳教授的学术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，这时，我便一一地向他请教，不时地做着笔记。斯金纳教授还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他会很快访问北京，也问起我中国的一些情况。最后，斯金纳教授问我，和他见面之后我会去哪里，我说我会立刻会剑桥去。他哈哈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你应该去国家美术馆、大英博物馆、白金汉宫这些地方转转啊！大老远从剑桥跑过来，何不在伦敦多转转呢？”我抿嘴笑着，没有回答。
从斯金纳教授的办公室出来，我就径直赶往了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，买了最早一班回剑桥的火车票，赶回剑桥。其实，我必须在下午3点之前赶到孩子的学校接他放学。这就是我对斯金纳教授的提议“笑而不答”的原因。为人妻、为人母之后，我倍感兼顾事业与家庭之困难，时时感到力不从心；但我心中那股力量仍然在激励着我，尽一切可能，奋力向前。
本文作者与斯金纳教授的合影
从济南到北京
时光不会倒流，故事却可能重演。一年前，卡特教授当初在我的博士论文序言里提到的那份“荣幸”，也机缘巧合地来到我的生命中。
2018年4月，我收到一封学生来信，一个已经考上人民大学硕士的学生想要选我作硕士导师。我希望能见见这个学生，便与她约定某一天在办公室见面。见面那天，学生准时来了，一个很文静的女生。谈论之中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孩子是山东大学的本科生，并非像我先前以为的，是人民大学自己的本科生。为了与我在约定的时间、地点见面，她是专程从济南赶过来的，当天还没法回去，得在北京住一夜。而且，她在过来之前，还不知道我是否会答应做她的硕士导师。
那天，我当场决定收她做自己的硕士生。因为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一个如此珍惜与导师见面机会的学生，一定会珍惜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光，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教导和希望。
学生们把师门微信群起名为“追寻自由”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。虽然，近五年来，我的研究重点已不再是自由理论。但是，那种“追寻”的精神，还是时时激励着我，也激励着我的学生们。
回首往事，追忆那些或远、或近的学术旅程，所有不计得失的孜孜以求……我时常会问自己，我苦苦追寻的到底是什么？有时候“追寻”的是同道知己，有时候是良师益友，有时候是“学术明星”，有时候是知识、是智慧……其实，在这所有“追寻”的背后，有一个终极的原因，那就是“梦想”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”学术让我走出家门，“梦想”激励我走遍世界。
致谢:感谢公众号她哲学授权，ID: herthink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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